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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系统钻探，我们初步确定了该遗址的范围与规模，证实这是一处总面积逾60万平方米的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总体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椭圆形，遗址中心区有一座小型环壕，壕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认定，这是首次发现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大型聚落，也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一个中心聚落。

其次，我们在该遗址核心区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等级很高的大汶口文化墓地。2023年发掘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近30座，表明这里墓葬分布密集，葬俗葬制独特，墓葬均为东西向，墓主头向东，不同级别的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各小区墓葬大体呈南北成行、东西成列排布。其中M27是一座超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有椁有棺，墓口长约4.8米，宽约3.6米，墓室总面积逾17平方米，随葬各类器物总数超过300件。从墓葬规格来看，墓主地位显赫，推测为早期东方古国的君主。

遗址发掘出土陶器近千件，常见器类，如壶、鼎、豆、背壶等器物的形制及演变趋势，均与核心区大汶口文化保持一致。但遗址出土陶器融汇多元文化因素，同时形成典型的地方特色，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器形与器类。器物群中，可见来自中原仰韶文化因素的红陶罐、红陶缸，来自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瓦足鼎、弦纹壶，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贯耳壶等；玉器如双联璧与锥形玉坠，分别受到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陶器群中地域特色也很鲜明，比如出土的融合小口尖底瓶与背壶两类器物形制的瘦长体背壶，为目前全国仅见，成组的带盖陶鼎及部分壶、背壶等都与其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有明显差异。

此外，遗址还具有独特的葬俗葬制：其一，从墓葬的墓室空间结构来看，这批墓葬的墓主往往居于相对从属地位，偏居墓室北侧，侧身或仰身，墓室中央的大部分区域则用于陈放随葬器物；其二，以实用器随葬，不少器物形体硕大，器表多在烧成之后涂以彩绘，显示出其具有典型的礼仪性质；其三，墓葬间存在分组“有意打破”现象，也就是说部分早期墓下葬若干年后，后人在营建墓室时会有意地挖开早期墓葬，并保留早期墓主的骨骼及随葬品再次埋葬，从而形成上、下两层墓葬墓主骨骼相叠，两墓随葬品连续堆放的奇特景象。该遗址所见的葬俗葬制与其他地区大汶口文化迥然不同，反映出其独特的宗教信仰与社会观念。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色彩，墓葬规模与随葬品差异悬殊，目前发现的超大型墓葬墓室面积达17平方米，大型墓葬面积约6-8平方米，中型墓葬墓室面积约3-4平方米，小型墓面积不足2平方米。大中型墓葬出土数量丰富的玉器，其中包括具有礼仪性质的玉钺、玉覆面、石圭，以及制作精致的骨器等，小型墓则仅随葬少量陶器。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群体已具有明确的阶层划分，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王庄遗址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中心聚落，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王庄遗址的发现重塑了豫东、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格局，使我们认识到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时，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已拓展到此地。作为中心聚落的王庄遗址其周围必然分布着一定数量的次级聚落，由此可以推知，以王庄遗址为中心，该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具有较大规模与人口的社会组织。

王庄遗址M27大墓的发现，可以证明该社会群体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能要高于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内的多数地方。M27大墓是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王庄遗址在整个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澳门金牛版论坛网站，以及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发展态势。同时M27的发现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大汶口文化中期时该地区已形成高度发达的古国文明。

王庄遗址所见多元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层次：墓葬出土猪下颌骨、獐牙，以及墓主枕骨变形等现象，反映出对该社会群体东方部落宗教与传统的继承。出土陶器群中涵盖仰韶、屈家岭、良渚等文化因素揭示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社会群体社会生产及生活习俗的互鉴。出土玉器中红山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因素代表着黄河下游地区社会上层的观念与礼仪融合了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以上发现均证明，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通过宗教思想、礼制观念、审美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开放的、互汲取进步因素的协同演进模式。

在融汇邻近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王庄聚落先民对于器用制度有较为显著的创造性发挥。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玉覆面、成组石圭，都是同时期遗址中前所未见的，前者代表了中国古代葬玉的最高等级，后者为中国古代帝王诸侯举行仪典时手持的信物，因此具有鲜明的礼制内涵。礼仪是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礼器的出现由此可以表明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的形成。

王庄遗址的文明化程度可以从大型聚落形成、社会阶层分化与礼器使用等方面得到很好诠释。如追溯这些文明构成要素的渊源，可以看到在公元前三千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地区均已出现带有防御设施的超大型或大型聚落，代表社会阶层分化的大型墓葬也不断被发现，不同文化区域出现类型相似的礼仪用器，各区域文明在核心要素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其中有些因素影响深远直至青铜时代，由此开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完)

朱光华，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个人领队。主要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等，曾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项目等，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合著)，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发掘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荣获“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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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梯度婚”（妻子学历低于丈夫）正在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夫妻双方学历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也曾发现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过“向上婚”。

“年轻队列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统计发现，在教育异质婚中，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这与2022年学者许琪的研究结论相似，即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过向上婚（23.3%）。

依据研究目的，该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该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具体而言，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澳门金牛版论坛网站，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澳门金牛版论坛网站，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作者谈到澳门金牛版论坛网站，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作者写道。

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