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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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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