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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修这门课是因为对AI技术很好奇，希望通过这节课了解人工智能的原理和应用范围。”来自复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专业的博一学生许同学向记者介绍她的听课感受。“通过学习体会到，在考古学科的图像处理方面，AI还是比人力有更高的效率。而对生命科学领域来说，AI也可以对比较大的组学数据，如DNA序列数据等进行精细化的分类、提取其中特征，并作用到实际研究中，有很强的触类旁通作用。”

“我自己就正在参与壁画数字化修复、书法绘画的人工智能相关工作，同时也希望使用AI技术助力博物馆数据跨区域汇集。未来如若实现彻底的博物馆数字化，我们就能在博物馆观看一个鼎时，一次性了解透彻各个馆藏、各个时代鼎的差别，甚至看出一个鼎从中原到楚国以后，风格如何变得楚国化，云纹特征如何增多等。”金城对AI技术的交叉落地场景提出自己的展望。

在《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课程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晓栋正向同学们讲述政治传播中的AI运用场景，以及如何警惕“假新闻”的出现：“随着生成式AI的快速普及新葡澳门威斯尼斯app，制作深伪（deepfake）的门槛极大降低，稍有最基础计算机知识的用户在几周内便能制作出质量上乘的深伪内容。因此鉴别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

复旦政治学与行政学大三学生陈同学向记者讲起了对这门课程的初印象：“一开始没想到国务学院也会开AI课，我一直觉得国际关系、政治学还是距离AI比较遥远的。但听了老师的教学之后，发现AI在现实的政治学与政治治理中其实是深度渗透、直接相关的。比如政治参与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新葡澳门威斯尼斯app，以及AI赋能政府管理、政府建设等。”

复旦行政管理专业郭同学则表示，由于这门课是融合课，会有计算机或数据科学背景的老师串联上课，给同学们带来不少跨专业的碰撞和全新思考维度。“在此前的四周课程中，老师曾系统梳理了全球各个国家的AI政策与发展方案，给我带来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专业的AI技术方面，也帮助我了解到数据处理等AI技能。此外，未来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也都是必然发展趋势，这门课跟我所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息息相关，帮我延展了这一方面的视野。”

作为长期在计算机科学研究前沿深耕的工作者，金城也会特意在授课中涉及一些AI科技伦理或反思性的内容，而这正来自他日常在计算机领域工作得来的真实感受。“未来通过AI生成的图像、声音视频都会越来越有以假乱真的效果，将有非常多的伦理方面问题出现。我们需要警惕GPT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带来的‘正确的幻觉’。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教师，我自身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所以才会将这种反思意识教授给学生。”

而在张晓栋看来，他希望通过《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课堂帮助学生“破除焦虑”。“日常感觉人文社科的同学有强烈的焦虑感，担心文科被AI取代或者跟不上技术发展，但实际上政府的公共数据、数字治理等领域不少都可以通过AI处理，我们希望告知学生哪些正在做、哪些将来会做，帮助建立一些基本性的概念认识，消除学生跟AI技术脱节的焦虑。此外，也想让同学们对AI软件进行深度的接触，通过实操地玩起来、减少陌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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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梯度婚”（妻子学历低于丈夫）正在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夫妻双方学历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新葡澳门威斯尼斯app，“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也曾发现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过“向上婚”。

“年轻队列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统计发现，在教育异质婚中，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这与2022年学者许琪的研究结论相似，即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过向上婚（23.3%）。

依据研究目的，该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该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具体而言，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作者谈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新葡澳门威斯尼斯app，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作者写道。

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