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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法院于2024年1月8日作出的判决书显示,该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9日,王先生与世纪律所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世纪律所接受王先生委托,指定该所律师担任王先生近亲属一刑事案件再审阶段的辩护人。合同特别约定,如三年内无法达到王先生要求,世纪律所同意扣除50万元作为律师已支出的差旅费和其他相关办案费用之外,剩余款项世纪律所全部予以退还。两日后,王先生向世纪律所转账100万元。

海淀区法院认为,《刑事辩护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根据《民法典》规定,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因世纪律所自案涉合同签订之日三年内未完成合同中约定的王先生提出的要求,世纪律所亦同意按约定解除合同,故王先生有权解除案涉合同。关于案涉合同解除后代理费返还的问题,该院酌情扣除律师差旅费用12万元。

世纪律所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一中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并综合考虑办案律师陈述内容,酌情判决世纪律所返还88万元代理费并无不当。世纪律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接受委托、提供服务内容c7c7.cpp官方版苹果,直接要求扣除50万元律师费,与《刑事辩护委托合同》约定内容不符,亦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该院不予支持。北京市一中院遂于2024年4月29日判决驳回世纪律所上诉,维持原判。

因世纪律所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王先生向海淀区法院申请执行。海淀区法院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显示,该院对世纪律所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进行调查,未发现世纪律所可供执行的财产。现申请执行人暂不能向该院提供世纪律所的下落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该案目前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2024年12月30日下午,郭志联回应澎湃新闻称,案涉律师费,所里已支付给承办律师,该承办律师已转所,不愿意退还费用。目前,该所正在协商处理此事。不过,前述承办律师对郭志联的说法予以否认。其称,世纪律所并未向其支付该笔律师费。在王先生与世纪律师合同纠纷一案中,其曾作为证人出庭,世纪律所及郭志联也从未在诉讼中提交过律师费已支付给办案律师的相关证据。

世纪律所原部分合伙人认为,他们只是世纪律所名义上的合伙人,世纪律所实际上是郭志联与其爱人掌控,即便在退伙前他们也未参加过合伙人会议、没有得到分红。“本案最关键的是,王先生打入律所的100万元哪里去了,是为了律所发展支出了,还是郭志联挪用或侵占了?”前述部分合伙人介绍,海淀区法院将于2025年1月14日召开听证会,以决定是否追加合伙人为被执行人,他们也将依靠法律手段(包括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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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介绍,自2017年7月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98.9万余件c7c7.cpp官方版苹果,发出检察建议78.9万余件,整改率达98.8%,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000余件,99.1%得到了裁判支持,展现了行政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价值。2023年7月至2024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9万余件,发出检察建议13万余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00余件。行政公益诉讼在回应民生关切、助推依法行政、促进社会治理、凝聚保护合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指出,党中央创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加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有效司法监督。经过实践探索,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的分步递进式办案模式,注重在审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争取最佳办案效果。对一些检察建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保障监督刚性,同时又以诉讼程序确保法律监督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此外,从实践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鲜明的协同履职特点,有利于更好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公益保护体系。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朋友圈”持续扩大,目前已有30余家行政机关与最高检制定协同履职意见,“两高”共同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持续深化协作配合,切实形成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执法司法合力。